小学教育当什么？
一个在国外大学教学的朋友告诉我，她正在教一门比较教育课程。在展开对东亚尤其是中国教育的论述时，她引用了法国著名教授布洛迪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评价。
“中国人从来不问：教育应该是什么，而是一直在追问：教育应该是怎么做，即教育应该是什么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没有对教育进行抽象思考的习惯，总是把教育当成一件具体琐碎的事情，当做一件工
具。”
确实，在中国人手上，教育有着太多的具体用途，太多的功利指向，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教育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与此相反，西方教育却有一种悠久的“理想主义”传统，重视对教育中“应该什么”的问题的理论思考。正如布洛迪所指出的：在西方，“为了成为教师，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更重要的是要遵守某些规范和履行某些手续……这种职业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它要求具有相当高的智商，同时，还必须坚信教育手段的宝贵。”
这绝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西洋景”观察视角下的价值判断。布洛迪曾经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教授，对中国教育有着深刻的体学和思考。他说：“和西方相比，中国教师的地位是较低的。因为在西方，教育被赋予很高的价值，教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与之相反，在中国，教育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教
师不过是教书匠，甚至是不具备一定知识的粗通文墨的人都可以充当。”
确实，在中国，教师这个行当一直算不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高尚职业。过去，教师经常被学生打、被家长骂，日子很不轻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风气好一些了，但教师还常常受气。十年动乱中，整个民族“革命化”了，教师更是尝尽了人间酸甜苦辣，甚至“臭老九”的恶名也不得不背。改革开放后，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教师工资仍然偏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捧饭碗的”。
但是，自1985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教育改革中走好关键一步》算起，中国的教育探索已经历了13个春秋。这期间，中国相继提出了“三育”并举、“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著名论断。中国的教育实践逐渐走出了传统教育的襁褓，开始孕育自己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的核心，应该说是教育意义上的“四个解放”，即解放孩子的天性，解放教师的心思，解放教育的理论，解放教育的生产力。与之相适应，中国教育的特征正在由一个纵向型体系逐步过渡为一个横向型体系。纵向型体系以学校的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学生只能沿着学校设计的等级化的轨道来发展自己的学业。这种学校构筑了一座又一座“金字塔”，使更多的金字塔顶出现成为每个学生的奋斗目的。相比之下，横向型体系更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它提供了更多的“梯子”使每个学生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逐步获得自信。建立横向型教育结构更强调平等、更重视创新、更富有人文精神特征。
从纵向型到横向型的转换是中国教育革命的关键一步。关键之处在于，从纵向型教育到横向型教育的过渡能否顺利完成，决定性地依赖于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具有现代教育观念的教师队伍。因为新的教育精神要落地，必须通过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才能完成。教师是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和这种要求相比，中国的教师队伍的现状又多么令人担心。布洛迪指出：“中国的教师缺乏某种专业水准和素养。他们总是被当作工人对待，几乎完全没有独立进行教学研究的自由。”我国现行教师考核制度也往往把学术成果和社会声誉作为教师优劣判断的主要标准。这当然有它正确的方面，但如果在评价时没有把教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考虑在内，过分拘泥于“论文”和其他形式的“成果”，不仅不利于调动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积极性，而且还会使一部分好老师心灰意冷，造成种
种消极影响。
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之处在于，一项良好的教育成果往往要许多年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够充分评价其价值。因而，评价一个教师的工作最好能结合教育规律进行。
另外；将教育的结果单纯地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也会使大多数教师不愿意承担探索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国教育科研一直不容易搞起来。自1978年恢复教育科学研究计划以来，虽然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整个教育科研水平与国际对照仍然很差。而教育科研的落后势必影响教育改革的深化。
总之，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问题，仍是最基本的问题：应当怎样办教育？只有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回答，才能解教育之惑，破教育之法，尽教育之业。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教育的巨变就难以实现。而解决之道，恐怕只能靠教育自身去寻找。